这段时间，许多街上的男孩来我家，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每天与他们个别研读圣经。我还要帮忙大学生的一些布道工作，为学生杂志写读经材料，参与教会的青年和妇女团契。我的时间排满了。由于这些孩子们对福音的知识十分有限，实在需要时间祷告和辅导，以及个别谈问题的机会。所以我开始想到为他们成立一个查经班。
我的朋友和同工们觉得这想法很可笑。“如果你认为那种家伙会参加查经班，你真是疯了。你只是浪费时间在一群不良少年身上。他们不可能有什么成就的。”这就是他们反应出的口吻。
我不理这些浇冷水的态度，还是为此迫切祷告，我家乡的朋友也是如此。一段时间后，我决定把成立查经班的想法告诉这些男孩们，看看他们反应如何。他们毫不迟疑地异口同声地回答我：“好的，让我们有一个班。”然后很性格的加上一句：“那么我们就可以用问题难倒你了！”
这些孩子称它为：“猴子班”，我必须承认那是很名符其实的，但我觉得这个名称对这些孩子并没有鼓舞上进的作用。有一天我向他们挑战：“你们想一想，如果你们自称为‘猴子班’，你们的表现就会像猴子一样。我建议一个新的名字——看你们是否喜欢。”在研究基督徒生活的课程中，我得到一个异象，这些孩子们会真实的归向基督。“让我们称这班为‘中国盼望班’。”
孩子们立刻对这提议议论纷纷。他们可能够得上这样的名字吗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有些人不肯定。不过，最后这一群孩子决定取这新名。
这类工作一件会引发另外一件。而“猴子班”——现在的“中国盼望班”——也没有例外。正好这时我开始听到一个传说，政府计划为常到我家来的这种问题少年，开办一所学校。听说这学校会建在彰化市郊，那是台中的邻镇，我每星期都去那里的基督教医院教一个圣经班。我立刻觉得神带领我，去请一位中国朋友和我一同祷告，求主在那里为我开福音的门。“你知道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，”她笑着说，声音里藏着一股讥嘲。“他们绝不会邀请一位外国人到学校去作那种工作。”想了一会儿后，她又不太热心地加上一句：“好啦！——让我们为这件事祷告。”
我有点生气。“这样跟你一起祷告怎么会有用！”我抱怨，“你不相信神能成就。”她争辩说：“谁说的！”我坚持地说：“你没有信心为此祷告——如果你要为此祷告，你就在楼下祷告，我要上楼祷告。”我们真的这样作了。
我继续祷告。我的忠心祷告同伴也是如此。每个星期我到医院领圣经班的路上，都会注意新学校的进展，诸如砖墙越砌越高了等等。当屋顶成形时，我知道学校不久就要开始了。我想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但我所问的人没有一个知道。我猜他们想我真是疯了，对问题少年的学校会这么有兴趣。
最后，我得不到任何资料，也不知道怎样申请工作，只好放弃了在新学校作学生工作的想法。因为已长久没休假了，我决定也许这时是最好的时候。那年夏天，我姐姐第三次来看我，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旅行回家。
然而，事情却突如其来，令我十分吃惊，有一天，我正在写信请求休假，一张政府官邸的茶会邀请卡到达了。“可能是一些中国节日的特别庆祝会。”我想。因为有时我
我在朋友之间到处问，是否有人也受到邀请。没有一人收到。到底怎么回事？
我好奇到了极点，准备只身参加这茶会。我找出最好的礼服和皮鞋。皮鞋似乎已经太旧了，所以我出去买一双新的。但我的皮鞋使我的手提袋看来很寒酸，所以我又必须买一个新的手提袋。“我不能穿得像一个流浪汉一样的参加政府官员的茶会。”我想。我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准备，到了那伟大的日子，我已穿着得十分华丽，准备妥当了！在离开家以前，我的管家还指点我，在官员和其他高级职员面前怎样应对呢！
我刚把脚踏车停在大厦的柱子前，就被接待进去。令我惊奇的是，一踏进官邸里，我发现自己不仅是唯一的外国人，也是唯一的客人。我被一群看来非常重要的中国官员所围绕。
我的主人没有绕圈子，直接告诉我他们为什么邀我来茶会。他们听说我在那些男孩子中间的工作，表示感激。似乎我曾经帮助过的孩子，有些是来自大官的家庭。其实在这种场合中，我不知道也不在乎那些孩子是何许人最好。而且他们刚来找我时，通常是用化名（别名），有时候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们的来历。
现在，因为几位高级官员的儿子曾得到帮助，他们就推荐我，邀请我在那所我朝夕盼望能进去的新学校担任心理辅导。他们也要我在那儿教英文。
韩婆婆的故事（21）：猴子和黑眼睛
我简直说不出话来。虽然我已为在这学校工作的机会特别祷告，但这一刻却完全没有心理准备。然而，不久我就恢复过来，礼貌地问：“你们知道我是一位宣教士，对吗？”
“是的，我们知道。”
“那么，”我非常恳切地说，“因为我是宣教士，我知道唯一能改变这些孩子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如果你们听说过我的工作有什么成就，那并非因为我作了什么——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福音的能力。”我要坦白说出这情形，让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我的立场。我知道大部分官员是佛教徒，其中一位是回教徒，至少另一位是不可知论者。我知道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基督徒。
“身为一个基督教传教士，”我继续说，“我要你们允许我应用圣经，神的话，来作心理辅导——因为这些孩子们的环境不能改变他们，外面的压力和新的规条都不能使他们变好。改变必须从内心开始，这就是神借着他的话所作的。若要我作辅导，我一定要得到可以用圣经的许可。”
他们听我说话时，脸上的表情很有意思。我的建议并不很受欢迎，那是一定的，但我继续说：“我第二个要求，就是不把这些孩子的情形记在档案上，以后印出来。”
“你的第三点是什么？”有人冷冷地问。
“第三点就是，我必须对他们向我所说的一切保密，”我转向政府官员们说，“甚至如果你们问我任何孩子曾对我说过什么，我也不能够告诉你们。这些孩子们需要知道有人关心他们，甚至为他们守口如瓶。”虽然可以看出我的听众们对这些提议不以为然，他们仍表示要我继续讲。
“最后一点，就是我不接受薪水。”
“哦！”他们抗议道，“但我们准备给你高薪呢！”
“不，”我坚持，“我也不要交通费。如果这是神要我作的，他会为我安排到学校的交通。”
“可是你为什么不要薪水呢？”
“只因为一件事，这些孩子们需要知道有人愿意付出一切来关心他们。”
我不记得是否吃了或喝了什么摆在光亮长桌子上的东西。但谈话一完，我就尽快地离开，似乎这样较有礼貌。在骑车回家的路上，我想，“好了，你真是自绝生路！”我相信，说过这一切话以后，这些人决不会邀请我了。唯一该做的是计划我回国的事了。
几个星期以后，新学校的校长来找我。问我可以定时到学校去作心理辅导吗？我也可以顺便教一些英文。何等喜乐和得胜的时刻呀！神已成就了！他听了我们信心的祷告。
我第一天到学校就发现，因为我们是八个老师共用一间办公室，我大部分的辅导必须在操场上。这些孩子如果认为其他人会听到，他们决不会敞开的。所以我就走出去。他们在操场上的时候，我会背着那架旧照相机出去，在那儿漫步。我不会独自太久，很快孩子们便三五成群的过来了。他们不知不觉就向我敞开了，吐露出烦扰他们的事情——问题、爱、恨等。然后我们就坐在操场上，好像是在看游戏或竞赛。但其实是在继续谈论一些事情，没有人会来窃听。
英文课主要是教会话，我们几乎无所不谈。有时孩子们问一些很直接的问题：
“婆婆，你为什么作宣教士？”
“宣教士作些什么？”
“你是尼姑吗？”
“什么是耶稣？”
“你为什么到我们学校来？”
“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难题呢？”
我的回答总是包含了一些自己的见证——我年轻时困扰我的事，和我自己任性作的事。我分享自己当时的感受与痛苦，帮助他们知道我可以了解他们的渴望、恐惧和痛苦。因此我渐渐地能够一一接近这些有困扰的孩子。他们需要许多时间——和只有“爱”才能生出的忍耐。
“婆婆，”有一天在蓝天之下，他们一伙问我，“我们礼拜天可去你家吗？”虽然我有一点吃惊，但我知道他们会有这样要求的背景。如果他们一星期之内保持好行为，星期天下午就可外出几个小时。通常他们的问题是，到哪里去。
“当然，你们可以来我家，”我回答，把我的犹豫隐藏起来。“一起来——我家永远是开放的。”
“如果我们来，”他们警告说，“我们会把你的东西偷光。”
“没问题，”我告诉他们，“凭你们的良心偷好了。我也不会把任何东西藏起来的。”我真的没有——他们来过后，我也从未遗失任何东西。
这些孩子多半都有很坏的记录，他们也很喜欢吓我。有一次，他们甚至还传授我一些扒手之艺呢！当然，我从未实习过这个新发现的知识，但日后却帮助了我提防有人要扒窃我！
在学校，我花时间观察体育课程之一的柔道课。有一天他们要我自己试试看，我也同意了。上了几课以后，我领悟了各种不同的擒拿法，有一天我还摔倒两个人！我猜想那两位一定是在与我合作，但他们不承认。这场表演显然成绩斐然，足以让观众们决定，今后不再开我的玩笑了。
我愿意介入孩子们有意义或胡闹的生活领域里，觉得逐渐有了收获，很得鼓励。至少我已经跨进门槛了。然而，当神带来我所渴望的真正突破时，并非照我的计划，也不是我所选择的方式。
我要去带领一个聚会，时间晚了些，我飞快骑着车，沿着经常拥挤的街道前进，经过长长的林荫道，向着大学骑去。爬过一个小坡，跟着车辆顺着斜坡下去，我忽然看见迎面不远有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，正冲着要过马路。我刹了车，灵活的把车子转向小孩子的后面，正要松一口气，他象闪电一般转过来，一头冲向我前面。
我无可闪避。一边是对面来车，另一边是停在路旁的卡车。我知道如果我撞到这孩子，会正好伤到他身体的要害，一定会撞死他。我心里恐惧极了，把前轮转向停着的卡车，用力尖声的刹住车。路人站在马路旁恐怖地观看。
但我的轮子没有碰到小孩子。反而他碰到我的大腿而砰地的重重跌坐在地上。他的脸因惧怕而扭曲，大声的叫喊，眼泪泉涌而出。不过，这个横过马路的小家伙一点也没有受伤。
至于我——我好像空中飞人，从空中轻而易举的飞下来。我飞过脚踏车的把手，狠狠地脸朝地摔下去。摔到地上的声音大得惊人！我肯定，我的一切美貌全都毁了。我立刻知道前面的牙齿掉了。下巴非常痛，我猜是脱臼了。我非常小心地去感觉上嘴唇的伤口，发现上唇摇来摆去，也许是被牙齿切开的。我猜我的鼻子一定裂了，我的左眼也有伤口，血如间歇泉似的喷出来。还有，我的腿伤得好厉害，尤其是左腿还缠进脚踏车的支架里。我忍着痛把它拉出来。
现在路人把我团团围住，有人愿意送我去医院。我勉强告诉他们，就在前面不远的宣教士朋友有汽车，可以载我去看医生。
嘴唇缝了十五针，脱臼的下巴很快地搬回原位。没有一个过程是愉快的经验！第二天，我的腿和脚都照了Ｘ光，左腿上了石膏模型，来矫正断裂的脚骨和脚踝。终于我有机会照照镜子。什么模样呀！我没有牙齿，贴了胶布，又有从未见过的漂亮“黑眼睛”！然而，悲剧终究没发生，我为此大大赞美主！
很快地，我跛着足又走路了。到了要去那学校的那天，我的眼睛还很黑，朋友们知道我要象以往一样的前往，大大吃惊。“你不能像这样子去那里！”他们喊道。但我还是去了。
我从计程车下来的时候，有一些男孩跑过来。“婆婆，你怎么了？”
“哦，”我说，“有一晚我的帮要迎战另一帮——但你们应该看看他们的惨况！”我们大笑了一阵，然后我说明那件意外事件。从此以后，孩子们似乎比较容易接近了，也比以往愿意来和我谈话。我想他们可能认为，我愿意花这么大的努力来看他们，可见我是真的很关心他们。不管他们怎么诠释，我的意外事件似乎使这工作有很大的进展！主使这意外为他效力。
大约两个月以后，所有的擦伤都好了，前面的牙齿也装好了，然而我的右手臂和左腿开始非常疼痛。当时我已经过了五十岁，我想是衰老的现象，从没想到会与意外事件有关。“每一个人过了五十岁，都会有一点疼痛的毛病。”我想。然而痛楚越来越厉害，使我晚上无法成眠。连阿司匹灵也无用——事实上什么也没用。然后我忽然发觉，右臂与左腿不但渐渐不能动，而且慢慢失去了知觉。这可吓倒我了。
我再到医院去教圣经班时，找机会去看了医生，向他描述我的症状。他把我送到神经科专门医生那里，那医生深信是神经受了损伤。X光片显示，背部下端的脊椎骨变位了，侵害到几个根部的神经。颈部方面的X光片显出没有什么问题，然而，医生却要我进医院，进一步观察那个部位，并治疗背部。
进入医院并没有转好。痛楚越来越厉害。医生从所有可能的角度照X光，试着找出受伤的地方。我不了解为什么发生这一切，因为在眼前的暑假时间表非常忙碌，有八个不同的夏令会要举行。在医院住了头几天以后，我免强取消了我在八个夏令会中的节目。
有一天，从我打开嘴巴照的X光显露出了问题——颈部的三节脊椎骨破裂了，最可能是在脚踏车意外事件中损伤的。裂开的部位裂缝越来愈越大。因为是一点一点加大的，所以神经的压力不是突然的，但痛楚和麻痹却慢慢地越来越厉害。到现在我的右臂完全无用，好像挂在我身边的一条木头棍子一样。我躺在床上想，我的右臂不知是否还能复原。
现在我一天要在牵引机上面二十三小时，我必须适应这种新生活。我觉得自己好像一条橡皮筋，拉到最大的极限。开始时，医生告诉我大约两个星期可以痊愈。但这两个星期却延长到四个月之久。我搬进一间私人房，以便获得充份的休息，因此来访的人毫无限制。有访客来，能帮助我忘记自己无法动弹的状况。我也向主说：“主，我不在乎多少人来看我，只要他们不要告诉我，他们的伯伯或什么人有过这种毛病，而且死得很惨！”我继续说：“请你不让那些礼貌性的安慰者来，只带来心已经预备好了的人。”
主的确如此成就了！每一天都有访客，有一些是好奇，要看看我如何被吊起来，有一些是有重担，需要我帮助。我不在乎他们的动机，因我深信每一位都是主所预备的，他带他们来有他的目的。我渴望对每一位都能说些有帮助的话。以前不好意思见我的人，现在来了，觉得也许我可以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要。那所学校离医院不远，学生悄悄溜出来看我和我聊天，即使他们知道回去时可能会被处罚，还是来。令人惊讶的，许多学校里的教职员，以前因我是宣教士而敬而远之，现在也来倾吐他们心里的需要。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困难，他们似乎感觉我也能了解他们的需要。界线打破了。
我甚至还可以在医院病房内继续教实习护士的圣经班。我想大概我是唯一被悬挂在机器上而带领圣经班的人！
我被固定在牵引机上面的时间，对我和别人都变成了祝福。我可以诚实地说，在医院的这段时间，是我在中国的一生中结果子最多的时候。太多人来看我了，所以护士们决定要作访客记录。在我住院结束时，他们把个别访客数目加起来，居然有一千二百五十三人。即使我可以去参加八个夏令会，也不一定能像这几个星期一样，可以个别接触这么多人。因大部分人独自来，也没有时间的压力，都很愿意敞开，我们通常都可以深入谈到属灵的事情。
在医院躺在病床的时间，只是这个插曲的开始而已，因为我必须再学习走路。当我试着走时，我想：“以前我到底是怎样用我的脚和腿呢？”物理治疗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直到肌肉渐渐地重新活动，开始再度恢复正常。我终于可以出院了，然而医生却要我每天回来作物理治疗。
“我不可能每天来回医院。”我实在不想去。忽然我想到一种中国的武艺——“太极拳”，那是很慢而从容不迫的运动，有二百五十套动作，能动到身体上每一部位的肌肉。
“如果我每天打太极拳，可以代替每天的物理治疗吗？”我唐突地问医生。
他笑而不答，也许脑中迅速闪过我做完这些弯曲动作的画面！然后他回答：“我想你可以试试看，但当你来教课时，一定要每星期来做一次物理治疗。我不知道你去哪里可以找太极拳的老师？”
“那很容易，”我说，“教我中国画的老师，已经追问我很久了。”
于是安排好了，清晨五点半韩先生开始在我院子教我。第二天有四位妇人参加这班。虽然老师和其他的女士都不是基督徒，我们在课后坐下来谈话时，话题时常转到神的事情上。
在我院子里的太极拳班，甚至引起附近的一位美军注意。每天早晨他下楼要到空军基地的路上，可以看见我们的表演！而一路上他也看见其他中国人在公园和院子里打太极拳。有一个礼拜天下午，他忍不住了，看见我在院子里便叫我：“女士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是中国人或外国人？”
“噢，”我笑了，“我是外国人。我是美国人。”难怪他大大地糊涂了，因为我在孩子们中间工作，所以大部分时间都穿中国服装，为了打太极拳，我穿了一套普通的中国睡衣。
“女士，”他继续说，“再问一个问题。你们每天早上在院子里做的是什么？那是一种宗教舞蹈吗？”
“不是的。”我笑了，“何不进来喝杯咖啡，我们可以聊一聊呢。”那天我们谈得很好，从此他经常来，有时带他的伙伴来。他是飞越南的，所以总是来告诉我他什么时候飞走，要求我为他祷告。
我一点一点地看出，在经历意外之中，神一直与我同在，我只能为他的计划赞美他。
诗歌：《天亮了，花开了》
我的朋友和同工们觉得这想法很可笑。“如果你认为那种家伙会参加查经班，你真是疯了。你只是浪费时间在一群不良少年身上。他们不可能有什么成就的。”这就是他们反应出的口吻。
我不理这些浇冷水的态度，还是为此迫切祷告，我家乡的朋友也是如此。一段时间后，我决定把成立查经班的想法告诉这些男孩们，看看他们反应如何。他们毫不迟疑地异口同声地回答我：“好的，让我们有一个班。”然后很性格的加上一句：“那么我们就可以用问题难倒你了！”
这些孩子称它为：“猴子班”，我必须承认那是很名符其实的，但我觉得这个名称对这些孩子并没有鼓舞上进的作用。有一天我向他们挑战：“你们想一想，如果你们自称为‘猴子班’，你们的表现就会像猴子一样。我建议一个新的名字——看你们是否喜欢。”在研究基督徒生活的课程中，我得到一个异象，这些孩子们会真实的归向基督。“让我们称这班为‘中国盼望班’。”
孩子们立刻对这提议议论纷纷。他们可能够得上这样的名字吗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有些人不肯定。不过，最后这一群孩子决定取这新名。
这类工作一件会引发另外一件。而“猴子班”——现在的“中国盼望班”——也没有例外。正好这时我开始听到一个传说，政府计划为常到我家来的这种问题少年，开办一所学校。听说这学校会建在彰化市郊，那是台中的邻镇，我每星期都去那里的基督教医院教一个圣经班。我立刻觉得神带领我，去请一位中国朋友和我一同祷告，求主在那里为我开福音的门。“你知道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，”她笑着说，声音里藏着一股讥嘲。“他们绝不会邀请一位外国人到学校去作那种工作。”想了一会儿后，她又不太热心地加上一句：“好啦！——让我们为这件事祷告。”
我有点生气。“这样跟你一起祷告怎么会有用！”我抱怨，“你不相信神能成就。”她争辩说：“谁说的！”我坚持地说：“你没有信心为此祷告——如果你要为此祷告，你就在楼下祷告，我要上楼祷告。”我们真的这样作了。
我继续祷告。我的忠心祷告同伴也是如此。每个星期我到医院领圣经班的路上，都会注意新学校的进展，诸如砖墙越砌越高了等等。当屋顶成形时，我知道学校不久就要开始了。我想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但我所问的人没有一个知道。我猜他们想我真是疯了，对问题少年的学校会这么有兴趣。
最后，我得不到任何资料，也不知道怎样申请工作，只好放弃了在新学校作学生工作的想法。因为已长久没休假了，我决定也许这时是最好的时候。那年夏天，我姐姐第三次来看我，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旅行回家。
然而，事情却突如其来，令我十分吃惊，有一天，我正在写信请求休假，一张政府官邸的茶会邀请卡到达了。“可能是一些中国节日的特别庆祝会。”我想。因为有时我
我在朋友之间到处问，是否有人也受到邀请。没有一人收到。到底怎么回事？
我好奇到了极点，准备只身参加这茶会。我找出最好的礼服和皮鞋。皮鞋似乎已经太旧了，所以我出去买一双新的。但我的皮鞋使我的手提袋看来很寒酸，所以我又必须买一个新的手提袋。“我不能穿得像一个流浪汉一样的参加政府官员的茶会。”我想。我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准备，到了那伟大的日子，我已穿着得十分华丽，准备妥当了！在离开家以前，我的管家还指点我，在官员和其他高级职员面前怎样应对呢！
我刚把脚踏车停在大厦的柱子前，就被接待进去。令我惊奇的是，一踏进官邸里，我发现自己不仅是唯一的外国人，也是唯一的客人。我被一群看来非常重要的中国官员所围绕。
我的主人没有绕圈子，直接告诉我他们为什么邀我来茶会。他们听说我在那些男孩子中间的工作，表示感激。似乎我曾经帮助过的孩子，有些是来自大官的家庭。其实在这种场合中，我不知道也不在乎那些孩子是何许人最好。而且他们刚来找我时，通常是用化名（别名），有时候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们的来历。
现在，因为几位高级官员的儿子曾得到帮助，他们就推荐我，邀请我在那所我朝夕盼望能进去的新学校担任心理辅导。他们也要我在那儿教英文。
韩婆婆的故事（21）：猴子和黑眼睛
我简直说不出话来。虽然我已为在这学校工作的机会特别祷告，但这一刻却完全没有心理准备。然而，不久我就恢复过来，礼貌地问：“你们知道我是一位宣教士，对吗？”
“是的，我们知道。”
“那么，”我非常恳切地说，“因为我是宣教士，我知道唯一能改变这些孩子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如果你们听说过我的工作有什么成就，那并非因为我作了什么——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福音的能力。”我要坦白说出这情形，让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我的立场。我知道大部分官员是佛教徒，其中一位是回教徒，至少另一位是不可知论者。我知道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基督徒。
“身为一个基督教传教士，”我继续说，“我要你们允许我应用圣经，神的话，来作心理辅导——因为这些孩子们的环境不能改变他们，外面的压力和新的规条都不能使他们变好。改变必须从内心开始，这就是神借着他的话所作的。若要我作辅导，我一定要得到可以用圣经的许可。”
他们听我说话时，脸上的表情很有意思。我的建议并不很受欢迎，那是一定的，但我继续说：“我第二个要求，就是不把这些孩子的情形记在档案上，以后印出来。”
“你的第三点是什么？”有人冷冷地问。
“第三点就是，我必须对他们向我所说的一切保密，”我转向政府官员们说，“甚至如果你们问我任何孩子曾对我说过什么，我也不能够告诉你们。这些孩子们需要知道有人关心他们，甚至为他们守口如瓶。”虽然可以看出我的听众们对这些提议不以为然，他们仍表示要我继续讲。
“最后一点，就是我不接受薪水。”
“哦！”他们抗议道，“但我们准备给你高薪呢！”
“不，”我坚持，“我也不要交通费。如果这是神要我作的，他会为我安排到学校的交通。”
“可是你为什么不要薪水呢？”
“只因为一件事，这些孩子们需要知道有人愿意付出一切来关心他们。”
我不记得是否吃了或喝了什么摆在光亮长桌子上的东西。但谈话一完，我就尽快地离开，似乎这样较有礼貌。在骑车回家的路上，我想，“好了，你真是自绝生路！”我相信，说过这一切话以后，这些人决不会邀请我了。唯一该做的是计划我回国的事了。
几个星期以后，新学校的校长来找我。问我可以定时到学校去作心理辅导吗？我也可以顺便教一些英文。何等喜乐和得胜的时刻呀！神已成就了！他听了我们信心的祷告。
我第一天到学校就发现，因为我们是八个老师共用一间办公室，我大部分的辅导必须在操场上。这些孩子如果认为其他人会听到，他们决不会敞开的。所以我就走出去。他们在操场上的时候，我会背着那架旧照相机出去，在那儿漫步。我不会独自太久，很快孩子们便三五成群的过来了。他们不知不觉就向我敞开了，吐露出烦扰他们的事情——问题、爱、恨等。然后我们就坐在操场上，好像是在看游戏或竞赛。但其实是在继续谈论一些事情，没有人会来窃听。
英文课主要是教会话，我们几乎无所不谈。有时孩子们问一些很直接的问题：
“婆婆，你为什么作宣教士？”
“宣教士作些什么？”
“你是尼姑吗？”
“什么是耶稣？”
“你为什么到我们学校来？”
“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难题呢？”
我的回答总是包含了一些自己的见证——我年轻时困扰我的事，和我自己任性作的事。我分享自己当时的感受与痛苦，帮助他们知道我可以了解他们的渴望、恐惧和痛苦。因此我渐渐地能够一一接近这些有困扰的孩子。他们需要许多时间——和只有“爱”才能生出的忍耐。
“婆婆，”有一天在蓝天之下，他们一伙问我，“我们礼拜天可去你家吗？”虽然我有一点吃惊，但我知道他们会有这样要求的背景。如果他们一星期之内保持好行为，星期天下午就可外出几个小时。通常他们的问题是，到哪里去。
“当然，你们可以来我家，”我回答，把我的犹豫隐藏起来。“一起来——我家永远是开放的。”
“如果我们来，”他们警告说，“我们会把你的东西偷光。”
“没问题，”我告诉他们，“凭你们的良心偷好了。我也不会把任何东西藏起来的。”我真的没有——他们来过后，我也从未遗失任何东西。
这些孩子多半都有很坏的记录，他们也很喜欢吓我。有一次，他们甚至还传授我一些扒手之艺呢！当然，我从未实习过这个新发现的知识，但日后却帮助了我提防有人要扒窃我！
在学校，我花时间观察体育课程之一的柔道课。有一天他们要我自己试试看，我也同意了。上了几课以后，我领悟了各种不同的擒拿法，有一天我还摔倒两个人！我猜想那两位一定是在与我合作，但他们不承认。这场表演显然成绩斐然，足以让观众们决定，今后不再开我的玩笑了。
我愿意介入孩子们有意义或胡闹的生活领域里，觉得逐渐有了收获，很得鼓励。至少我已经跨进门槛了。然而，当神带来我所渴望的真正突破时，并非照我的计划，也不是我所选择的方式。
我要去带领一个聚会，时间晚了些，我飞快骑着车，沿着经常拥挤的街道前进，经过长长的林荫道，向着大学骑去。爬过一个小坡，跟着车辆顺着斜坡下去，我忽然看见迎面不远有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，正冲着要过马路。我刹了车，灵活的把车子转向小孩子的后面，正要松一口气，他象闪电一般转过来，一头冲向我前面。
我无可闪避。一边是对面来车，另一边是停在路旁的卡车。我知道如果我撞到这孩子，会正好伤到他身体的要害，一定会撞死他。我心里恐惧极了，把前轮转向停着的卡车，用力尖声的刹住车。路人站在马路旁恐怖地观看。
但我的轮子没有碰到小孩子。反而他碰到我的大腿而砰地的重重跌坐在地上。他的脸因惧怕而扭曲，大声的叫喊，眼泪泉涌而出。不过，这个横过马路的小家伙一点也没有受伤。
至于我——我好像空中飞人，从空中轻而易举的飞下来。我飞过脚踏车的把手，狠狠地脸朝地摔下去。摔到地上的声音大得惊人！我肯定，我的一切美貌全都毁了。我立刻知道前面的牙齿掉了。下巴非常痛，我猜是脱臼了。我非常小心地去感觉上嘴唇的伤口，发现上唇摇来摆去，也许是被牙齿切开的。我猜我的鼻子一定裂了，我的左眼也有伤口，血如间歇泉似的喷出来。还有，我的腿伤得好厉害，尤其是左腿还缠进脚踏车的支架里。我忍着痛把它拉出来。
现在路人把我团团围住，有人愿意送我去医院。我勉强告诉他们，就在前面不远的宣教士朋友有汽车，可以载我去看医生。
嘴唇缝了十五针，脱臼的下巴很快地搬回原位。没有一个过程是愉快的经验！第二天，我的腿和脚都照了Ｘ光，左腿上了石膏模型，来矫正断裂的脚骨和脚踝。终于我有机会照照镜子。什么模样呀！我没有牙齿，贴了胶布，又有从未见过的漂亮“黑眼睛”！然而，悲剧终究没发生，我为此大大赞美主！
很快地，我跛着足又走路了。到了要去那学校的那天，我的眼睛还很黑，朋友们知道我要象以往一样的前往，大大吃惊。“你不能像这样子去那里！”他们喊道。但我还是去了。
我从计程车下来的时候，有一些男孩跑过来。“婆婆，你怎么了？”
“哦，”我说，“有一晚我的帮要迎战另一帮——但你们应该看看他们的惨况！”我们大笑了一阵，然后我说明那件意外事件。从此以后，孩子们似乎比较容易接近了，也比以往愿意来和我谈话。我想他们可能认为，我愿意花这么大的努力来看他们，可见我是真的很关心他们。不管他们怎么诠释，我的意外事件似乎使这工作有很大的进展！主使这意外为他效力。
大约两个月以后，所有的擦伤都好了，前面的牙齿也装好了，然而我的右手臂和左腿开始非常疼痛。当时我已经过了五十岁，我想是衰老的现象，从没想到会与意外事件有关。“每一个人过了五十岁，都会有一点疼痛的毛病。”我想。然而痛楚越来越厉害，使我晚上无法成眠。连阿司匹灵也无用——事实上什么也没用。然后我忽然发觉，右臂与左腿不但渐渐不能动，而且慢慢失去了知觉。这可吓倒我了。
我再到医院去教圣经班时，找机会去看了医生，向他描述我的症状。他把我送到神经科专门医生那里，那医生深信是神经受了损伤。X光片显示，背部下端的脊椎骨变位了，侵害到几个根部的神经。颈部方面的X光片显出没有什么问题，然而，医生却要我进医院，进一步观察那个部位，并治疗背部。
进入医院并没有转好。痛楚越来越厉害。医生从所有可能的角度照X光，试着找出受伤的地方。我不了解为什么发生这一切，因为在眼前的暑假时间表非常忙碌，有八个不同的夏令会要举行。在医院住了头几天以后，我免强取消了我在八个夏令会中的节目。
有一天，从我打开嘴巴照的X光显露出了问题——颈部的三节脊椎骨破裂了，最可能是在脚踏车意外事件中损伤的。裂开的部位裂缝越来愈越大。因为是一点一点加大的，所以神经的压力不是突然的，但痛楚和麻痹却慢慢地越来越厉害。到现在我的右臂完全无用，好像挂在我身边的一条木头棍子一样。我躺在床上想，我的右臂不知是否还能复原。
现在我一天要在牵引机上面二十三小时，我必须适应这种新生活。我觉得自己好像一条橡皮筋，拉到最大的极限。开始时，医生告诉我大约两个星期可以痊愈。但这两个星期却延长到四个月之久。我搬进一间私人房，以便获得充份的休息，因此来访的人毫无限制。有访客来，能帮助我忘记自己无法动弹的状况。我也向主说：“主，我不在乎多少人来看我，只要他们不要告诉我，他们的伯伯或什么人有过这种毛病，而且死得很惨！”我继续说：“请你不让那些礼貌性的安慰者来，只带来心已经预备好了的人。”
主的确如此成就了！每一天都有访客，有一些是好奇，要看看我如何被吊起来，有一些是有重担，需要我帮助。我不在乎他们的动机，因我深信每一位都是主所预备的，他带他们来有他的目的。我渴望对每一位都能说些有帮助的话。以前不好意思见我的人，现在来了，觉得也许我可以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要。那所学校离医院不远，学生悄悄溜出来看我和我聊天，即使他们知道回去时可能会被处罚，还是来。令人惊讶的，许多学校里的教职员，以前因我是宣教士而敬而远之，现在也来倾吐他们心里的需要。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困难，他们似乎感觉我也能了解他们的需要。界线打破了。
我甚至还可以在医院病房内继续教实习护士的圣经班。我想大概我是唯一被悬挂在机器上而带领圣经班的人！
我被固定在牵引机上面的时间，对我和别人都变成了祝福。我可以诚实地说，在医院的这段时间，是我在中国的一生中结果子最多的时候。太多人来看我了，所以护士们决定要作访客记录。在我住院结束时，他们把个别访客数目加起来，居然有一千二百五十三人。即使我可以去参加八个夏令会，也不一定能像这几个星期一样，可以个别接触这么多人。因大部分人独自来，也没有时间的压力，都很愿意敞开，我们通常都可以深入谈到属灵的事情。
在医院躺在病床的时间，只是这个插曲的开始而已，因为我必须再学习走路。当我试着走时，我想：“以前我到底是怎样用我的脚和腿呢？”物理治疗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直到肌肉渐渐地重新活动，开始再度恢复正常。我终于可以出院了，然而医生却要我每天回来作物理治疗。
“我不可能每天来回医院。”我实在不想去。忽然我想到一种中国的武艺——“太极拳”，那是很慢而从容不迫的运动，有二百五十套动作，能动到身体上每一部位的肌肉。
“如果我每天打太极拳，可以代替每天的物理治疗吗？”我唐突地问医生。
他笑而不答，也许脑中迅速闪过我做完这些弯曲动作的画面！然后他回答：“我想你可以试试看，但当你来教课时，一定要每星期来做一次物理治疗。我不知道你去哪里可以找太极拳的老师？”
“那很容易，”我说，“教我中国画的老师，已经追问我很久了。”
于是安排好了，清晨五点半韩先生开始在我院子教我。第二天有四位妇人参加这班。虽然老师和其他的女士都不是基督徒，我们在课后坐下来谈话时，话题时常转到神的事情上。
在我院子里的太极拳班，甚至引起附近的一位美军注意。每天早晨他下楼要到空军基地的路上，可以看见我们的表演！而一路上他也看见其他中国人在公园和院子里打太极拳。有一个礼拜天下午，他忍不住了，看见我在院子里便叫我：“女士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是中国人或外国人？”
“噢，”我笑了，“我是外国人。我是美国人。”难怪他大大地糊涂了，因为我在孩子们中间工作，所以大部分时间都穿中国服装，为了打太极拳，我穿了一套普通的中国睡衣。
“女士，”他继续说，“再问一个问题。你们每天早上在院子里做的是什么？那是一种宗教舞蹈吗？”
“不是的。”我笑了，“何不进来喝杯咖啡，我们可以聊一聊呢。”那天我们谈得很好，从此他经常来，有时带他的伙伴来。他是飞越南的，所以总是来告诉我他什么时候飞走，要求我为他祷告。
我一点一点地看出，在经历意外之中，神一直与我同在，我只能为他的计划赞美他。
诗歌：《天亮了，花开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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