渐渐地，我的青少年工作由中国的基督徒们取代，其中有些人在少年时期曾接受我的帮助，现在已经是成熟的神仆。虽然我仍做一些个人辅导，但已从正式的工作中渐渐抽身出来。而且，正如众所周知的，我已不再年轻。所以在一九六九年我休假回来后，就重新寻求侍奉方向。
　　我的确十分惊讶自己已不再是年轻的宣教士了。到了五十五岁，我骑单车甚或骑摩托车的日子已经远去了。老实说，医生已经严重警告我，禁止这么做。然而，连这件事也是神所使用的因素之一，催使我从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宣教工作。
　　我回到在休假以前所住的房子，那是一栋比早年我所住的日本式房子较为西化的房子。这房子有一个很大的院子，屋后有一间小客房，我们称之为“先知公寓”。那儿离教会只要走路五分钟，到火车站和购物区也很方便。我的房东太太让我使用这房子，仅收象征性的租金，而且还供我使用一部电话——在那时，电话贵的惊人，又很不容易登记得到。这房子非常适合我的新工作。我休假回来后也带来一辆日本的小旅行车。主既把它赐给我，我相信他要我在特别的事工上使用它，因为在那时，差会还没有一辆汽车。
　　这时，中国内地会改名为海外基督使团，在台湾也是如此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在台湾大部分的同工，是在中国大陆时就已经开始作宣教工作的。然而现在，差会蒙神祝福，不断有新宣教士来到台湾，我的确已升格为“婆”级（灰发和一切），我的房子和我的小旅行车都包括在内，这些我称之为“洗脚的执事”。我还继续帮助教会的姊妹会和青年人，也开放我的家和自己，让新的宣教士易于了解服侍工场的习俗和文化。
　　这个职事的关键人物是张太太，她是一位很好的基督徒寡妇，有六个儿子和九个女儿，她把服侍我看作是服侍主一样。她与我同住九年，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忠心同工，她为川流不息的客人摆上美味的食物，从来不辞劳苦。不管是新同工或老同工，有时候需要离开工场，在这里休息一下。
　　我邀请新同工来的一个理由，是要把中国食物介绍给他们。我要他们学习喜欢它——甚至学会烹调它——这是使他们在台湾感觉自在的方法之一。
　　由于海外基督使团是一个国际性的差会，在我家的进餐时间，成了来自各种不同背景的宣教同工互相适应的机会。大家分享着自己所爱的家乡的趣事，发掘各种不同的餐桌礼仪。围绕在餐桌前的，经常是混杂的一群！有一天中午，我算算，居然有七个不同的国籍呢！
　　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在台湾的海外基督使团宣教士面临一种新困扰（如果你能称之为困扰的话）——单身汉！加入海外基督使团在台湾侍奉的年轻未婚男士，总是一个接一个地来，我们很快地发现，他们要烹煮食物，浆洗衣服，不但没有真正的家庭生活，还要努力学习语言，实在很困难。我非常同情他们。
　　有一天，在我家举行工场行政会议时，谈到这个话题。我建议也许我后院的房间可以住一个人。那是一个好主意。所以我们停止谈话，到后院去看看那小房间。哈，水管——有一个小型的浴室。但不知道张太太对住进一个“儿子”的反应如何？对她而言，工作会更加重。但当我和她商量时，我发觉她十分乐意——她说她偏爱男孩子。真谢谢她，让我们能够先后照顾三位年轻男士，帮助他们度过初入工场的年日。
　　学生们、帮派的男孩和教会的人继续来找我个别辅导，我求主成为我的守门者，把他要的人带来；而我也预备好，让他可以藉着我帮助每一位。我再一次发现个别一对一的工作实在非常重要。我们都需要知道有人关心，有人对我所作或经历过的有兴趣。
　　每一天的末了，我常常自问：“我今天做了什么？”我会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大耳朵，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“听”上面。许多人来并不需要劝告或指导，只是要卸下心里的重担。他们说完了以后，我们会有一段时间祷告。通常很简单的，可是他们走时总是会说：“你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”
　　当然，我也常常失败。每当计划破坏了，我很容易忘记那句有名的格言：“没有打岔，只有机会。”一个人要从自己和自己的计划里释放出来，要能够与人认同，并且真正的倾听他们所说的。“我坐在他们所坐之处”，这是以西结教导我的，但有时候我并未做到。
　　有一次，我开车送我们差会的一位领袖去台北，他问我：“宝琏博士，你认为‘做’或‘是’哪一样比较重要？”
　　我考虑了一下，然后回答：“‘是’比较重要。”后来我发觉，这正是我要学习的功课之总结。我的工作就是可以并且愿意放下自己的时间，分担别人的重担，我自己‘是’在神的手中。换句话说，我重新学习那位印度弟兄在我首次离家到宣教工场之前，在多伦多对我说过的话：“人在工作之先，因为人就是你的工作。”
　　这是一段随时有空的时间。我很少像以前一样赶着去参加聚会。但“德西”——我的蓝色道奇小汽车——和我却行过许多里路。我们帮忙新同工搬去他们被指派的工场，我们帮助小婴孩出生——或说我们开车送好几位宣教士母亲到医院去生产！德西和我有五六次这样在清晨作“鹳鸟赛”，有一次几乎迷路了，我们一到医院入口大约三分钟之后，小家伙就诞生了！
　　我们也有伤心的任务。在八次不同的场合，德西和我从车祸现场，载车祸受伤者到医院去。接着，我们的两位老宣教士，李湛恩夫妇，在退休之前的几个月，摩托车出了意外，身受重伤，德西和我那两个月几乎每天跑六十里路，到医院去照顾他们。他们出院后到台中，安顿在我的大客房中。我们的两位年轻宣教士住在另一间客房，轮班看护他们。
　　在那些日子，祷告对我而言有了新的意义。对那些男孩的栽培带领工作，现在大半藉着祷告来作。许多时候，主会给我特别的负担，为一个我许久没见的男孩子祷告——或许我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。当我祷告以后，主会作工；不久之后，我要不是会在街上遇到那家伙，就是他会来找我，或许我会收到一封信，告诉我神怎样作工。
　　知道我曾经几度病得非常厉害的人，都晓得我有“死的恩典”！结果是，每当有人病重时，我经常接到电话要我赶到病床边。在临终前最后的一刻，能够和他们分享基督的丰盛，是一个宝贵而神圣的职事。不止一位对我说：“婆婆，我很高兴你来了。你能了解那是什么滋味，因为你已经经历过那么多病痛。”在这种时刻，我至少能了解一点神为什么允许我经历前面提及的身体的试炼。我时常想起保罗的话：“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，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”（林后１：４）
　　看见台湾学生工作的进展我非常兴奋。在它的萌芽时期，我就参加了这项工作，如今在传福音、同工训练和文字出版方面，它都十分兴旺。每个星期五中午，台中的校园福音团契同工来我家午餐。其目的不仅是为了交通，也为了帮助这些学生工作者的英文会话。所以我们有一个规定，吃饭时只能讲英文。哦，这些午餐时间有时多么安静呀！然后有人会忘记规定，我们也会立刻觉察到自己用中文聊开了，讨论难题、挑战、分享蒙福之事等等。
　　这段时间在许多方面都很不相同，每天的时间并非十分紧凑有条理，但却非常有人情味，个别谈话的机会尤其多。我尝试跟随他的“洗脚”榜样以后，更能够欣赏神用多彩多姿的方法，带领人认识他，为他而活。
　　诗歌《亲密的朋友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