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开始教课不久，就写信给祷告同伴和朋友，告诉他们我的任务已调动了，特别需要他们的代祷。然而，我的信到达后，从他们的回信里，我可以感觉出家乡人的消极反应。
　　“我想你到海外去是在中国学生中间工作，现在你却在那儿教外国孩子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？那是你去中国的目的吗？”
　　我真正开始困惑起来，要相信神还在引导，实在太难了。祂曾告诉我，“我所作的，你如今不知道……”我实在不知道祂在作什么！我自己心里想：“我真是圆木插进了方洞。”无论怎么看，我都不适合这职位。举例而言，象我与学生的关系，真可笑！我这个身为老师的，却最怕学生，他们却一点也不怕我！随时可以轻易的骑到我头上来。
　　
　　我与家乡的祷告同工之间的关系也要破裂了，继续不断的有信件来劝告。有的说：“你即使想在海外教书，应该是教大学呀！你就是受这样的训练呀！”以前的同事们提醒我，我曾经拒绝燕京大学的教席，我心中的不满更增加了。他们忠告说：“要知道，那扇门可能还是开的。”当我回顾以往，可以看见神乃是再一次考验我的奉献。我打算不管觉得多不适应，还是持守诺言直到三个月以后。
　　正在这时候，学校计划要搬到江西省的牯岭去，那地方我曾在语言学校渡过一个愉快的夏天。他们将在寒假时搬迁，那时孩子们正返家探望父母。我心里轻松的想：那时我将要转任新的职务了。因为搬迁的缘故，这个寒假变得特别长。在一封家信里，我提到了这个长假期，而我母亲的回信说：“那太好了，你可以飞回来度假，然后在新的学期开始前再回去。我将负担你来回机票的费用！”收到这信，我立刻有心灰意冷的反应。唉！来回票。我不需要来回——我所需要的只是单程的！我流着眼泪开始收拾行李。
　　
　　当我仍旧在和回家的试探摔跤时，不料有一位内地会同工海宽厚小姐（Broomhall）来看我。她是一位英国女士，曾经在这学校教书多年。她童年也是在这学校读的，她说要和我谈一下。我招呼她坐下，全然不知道她要说什么。这位女士很爱烟台，她很难想象居然有人（像我）会不喜欢它。我不需要久等，就知道了她的来意。她没作开场白，就开始以严肃而公事化的态度，告诉我她在我身上和我态度上所观察到的令人不快的事。她所说的，真是一个很不可爱的宝琏。她继续说：“我们听说你是一位很好的人，但我却看不出来。”她没有矫饰其词，只是将我的缺点一样样列举出来，直到我觉得自己象是一块擦地板的肮脏破布。结束时，她很有感情地说：“我知道你不愿意跟学校一起搬去牯岭，你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去那里，你也不愿意教孩子们。”
　　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最后的一击，她严厉地看着我说：“我们甚至不在乎你的美国腔。”这句话真把我激怒了。我的心思转得飞快：“我是一个美国人，你不必强调。我们是国际性的差会应该彼此欣赏。”我有点不礼貌地反击一句话：“也许你们将来会学到一些美国腔。”她很有礼貌地不理这句话，而问我是否有什么话想说。“我吗？”我有堆积如山的话要一吐为快。
　　“你有没有发现我在这学校已四个月了，但还没有人花时间帮助我了解学校的制度？没有人告诉我牛津和剑桥的考试是怎么回事！”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她过去完全不了解我的立场。这时我心里隐藏的话一股脑儿全发泄了出来。“你 知道我必须教学校里所有的自然科学，帮助这些孩子们准备他们的考试吗？我每一科都没有教科书，有人知道我是怎么尽力去找寻资料教这些课程吗？”
　　我喘一口气。我的喉咙快干了，我的情绪几乎控制不了。“我要教化学、物理、生物、普通科学，而且既没有实际工作的设备，又没有一间实验室。还有，你们知道我是怎样应付管教学生的难题吗？”海宽厚小姐听到我的立场，似乎很惊讶。现在她的脸上充满真正的关怀。最后我疲倦的说：“我唯一按照教科书教的课是圣经。这些都是宣教士们的孩子，当然有圣经！但使我最难担的负荷，就是居然还要我教缝纫！”第二天我就卸下了缝纫课，她负责教了。
　　
　　亮光开始在我们两人之间出现。误会是出于缺乏沟通，也因为没有欣赏和同情别人的立场和特殊的困难。对我而言，我不知道整个学校的同工只比我早到这里几天，而且刚刚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。整个学校在不断的变迁之中，每一个人都在压力之下。撒旦是早已准备利用这种机会了。
　　有人对我的困扰表示关心，令我觉得很舒服。这位有智慧的年长老师鼓励我继续说下去。我现在轻松一点了，我解释道：“我从来没教过这种年龄，只教过大学和专科学生。我没有照顾过小孩上床，更没有替他们擦过背。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，我从来没跟这么小的小孩在一起。我根本不知道怎样掌握情况，我需要你尽所能的帮助我。那就是我所有的要求……”
　　我深呼吸一下。“现在，你说你不在乎我的美国腔。好，那么我就再说一件事。我知道每天早晨你起来都喝一杯茶，因为我听见你下走廊的声音。为什么你不给我一杯？”说完这些，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，但一种新的关系却开始了。
　　每天早晨六点钟，都有人来叩我的门，给我送茶来！我在烟台的时候不再需要闹钟。我应该是吞不下那杯茶的，或许是我的爱心还不够，我厚着脸皮喝了，但或许是因我非常的欣赏它。
　　这个小插曲让我们建立了新的互谅基础，真是很奇妙。但被人当面指责过错仍然很不好受——真是治骄傲的苦药。我非常丧气，害怕自己永不会成为一个好的宣教士。在身心俱疲之下，我自然还在考虑母亲信中所建议的回家。
　　
　　有一天，我从学校穿过总部的空地，走向宿舍，路上遇见一位老朋友，她是上海市外一间神学院的院长。“宝琏！”她叫道，“你看来好疲惫、好紧张。请你来我的住处度周末好吗？”那是郊外一个优美的地方，我在那里总是彻底的松弛自己。
　　我忧郁地回答：“不行，我想我不能去，因为我要值班照顾小孩子。”
　　她说：“你不能跟别人调换一下吗？”她完全不知道我的紧张，也不知道我曾与同工谈过的话，或我母亲的信。“我想几天的休息会使你好很多。”
　　我心里当然毫无疑问这样对我最好。但我还进一步盘算着，若去她那里，可以有机会坐下来好好写一封信给母亲，告诉她一切事，也告诉她我还是回家最好。我赶快问一对教师夫妇，是否愿意代我值班，很快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
　　乡下的朋友把我宠坏了——在床上吃早餐，很多轻松的机会，听美妙的音乐，休息、享受，没有任何责任。真像天堂一般！一个孩子也没有！时间过得很快，礼拜天清晨天气非常好，我到田间的小道上散步。
　　忽然我停住了。“我最好回去写信给母亲。”我心里想。我一回头，正好瞥见一个人在犁田，立刻神的话临到我心中：“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”这句话像闪电一样击中我。我感觉晕厥，很快地跑回屋子里，抓起纸和笔，我写信给母亲解释我不要回家度假了。我承认，假如我回去，我只想要单程的机票；但主刚刚在田间向我说话，提醒我要扶着犁向前。母亲回信来了，她显然完全不知道我所经过的挣扎。她觉得很抱歉，因为建议我回去而使我受到试探。
　　这件事真是千钧一发，但主帮助我胜过试探，无论遭遇什么，都留在中国。我继续在那间神学院休息，神再一次提醒我，在鳕鱼角的沙丘上散步时的全心奉献；他有力的保证他必与我同在，并应许永不离开我，乃要一步一步的引导我。我知道我是不能回头的。
　　
　　接下来的日子，工作和责任并没有比以前容易，不过至少现在大家可以互相了解。海宽厚小姐变成我亲密的知已。我十分钦佩她敢坦白面对我，够勇敢而忠实地告诉我，她在我身上所看见的缺点。我可以诚实的说，如果我在这世上有真正的朋友，她就是一个。几年后，我在香港病得很厉害，在医院的几个月中，她像我的家人一样照顾我。
　　我们在误会发生之前，就很努力的把话讲清楚，把事情解决，渐渐的，学校里的气氛开始改进，彼此之间的差异也消失了。从前我总是认为自己心胸宽大，但忽然之间，我明白自己是何等的狭窄。我可以不了解其他国家的人和文化，但主正在教导我，而孩子们也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文化。我发现或许管教问题的部分原因，就是对这些孩子的背景不了解。我开始努力地去多了解他们，与他们聊聊他们的家乡和家庭，当他们有需要时，我就有了新的方法去帮助他们。
　　我是否开始对“我所作的，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”有一线曙光了呢？主知道我的软弱之处，知道我碰到艰难的日子会脆弱得不想干了——他却为了我不让我偏行已路。